这些来自军队内部（包括被寄予厚望的驻印军）和中国腹地的坏消息，如同冰雹般接二连三地砸到魏德迈那里，让他原本就因滇西视察结果而阴沉的心情更是雪上加霜。

他看着桌上那些关于X部队训练进展和反攻计划的文件，再想想刚收到的关于这些丑闻的电报，以及华盛顿方面（尤其是国会）对美援效益日益增长的质疑，捏着笔，竟有些写不下给国会的乐观报告了。

他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，是中国战区参谋长，理论上掌握着美援的分配大权。

但他精力有限，近期的工作重心完全放在驻印军的组建、训练以及反攻计划的制定协调上，美军参谋联络组虽已下派到各级单位，但主要负责军事协同与情报收集，对庞杂混乱的后勤补给与物资使用环节，他根本无暇也无力进行细致入微的监督。

至于反腐，更是鞭长莫及。

“必须找到一个强有力的人来整顿这一块……”魏德迈烦躁地放下笔，在办公室里踱步。他想到了一个人——戴笠。他听说这位蒋委员长的心腹、军统局的负责人，以手段强硬、网络遍布、执行力强著称，尤其在反腐锄奸方面颇有令名。

而且，美国的战略情报局（OSS）似乎正计划与军统扩大合作（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）。如果能将美援物资的监督调查，也纳入这个合作框架……或许是一条快刀斩乱麻的路子？

他停下脚步，决定先问问熟知中国的林安的意见。

他拿起电话，接通了翻译处：“请林中校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”

魏德迈在办公室内有些烦躁地踱步，将当前的困境和盘托出：“……林，报告一份接一份，走私，吃空饷，现在连河南的救灾物资都出了大问题！国会山那边压力越来越大，杜鲁门参议员的委员会盯得很紧。我一个人，根本不可能盯着每一分钱、每一箱物资到底去了哪里！必须得有更强硬、更有效的监督手段。”

他停下脚步，看着林安，说出了自己的初步想法：“有人向我建议，或许可以和戴笠将军的军统合作。听说这位戴将军手段强硬，他的网络遍布全国，查起贪腐来毫不留情。OSS（美国战略情报局）那边似乎也有意加强和军统的合作（指未来的中美所SACO）。你觉得，把美援物资的监督调查，部分委托或者与他们合作进行，是否可行？”

林安听到“戴笠”和“军统”这两个词，心头立刻警铃大作。她面上不动声色，快速思考着措辞。

她略一沉吟，才谨慎地开口：“将军，戴笠将军和军统的情报收集能力，尤其是在国内的渗透力，确实非常突出。在某些特定领域，比如获取日军情报或者反谍锄奸方面，他们的能力毋庸置疑，与OSS合作或许能取得良好效果。这一点上，他们的情报资源或许可以……被我们加以利用。”

她话锋一转，语气变得严肃：“但是，将军，将美援物资的监督权完全或部分交给军统，我认为风险极高，弊大于利。”

魏德迈挑了挑眉，示意她说下去。

“第一，”林安迎着他的目光，条理清晰地开始分析，“戴笠将军和他的机构，其首要效忠对象是蒋委员长个人。”

魏德迈微微颔首，示意她继续，手指无意识地在桌上点了点，表明他在认真倾听。

“因此，”林安接着说，“他们的行动，必然会优先服务于委员长的政治利益和派系平衡。在监督美援这样涉及巨大利益和各方势力的事务上，我们很难保证他们能做到绝对的公正透明，其调查结果和处理方式，极可能会受到……政治因素的干扰。”

她稍作停顿，观察了一下魏德迈的神色，继续陈述第二点：“其次，戴笠将军本人是复兴社的核心人物，军中受其影响或与其有关联的将领众多。”（她脑中闪过杜聿明的名字，但没有说出口。）

“让他们来主导监督，”她语速稍缓，似乎在斟酌更敏感的词语，“是否会存在选择性执法，包庇亲信，打击异己的风险？这恐怕很难避免。”她看着魏德迈，“这样的监督，不仅未必能真正解决贪腐问题，反而极易加剧国军内部本就复杂的派系矛盾，甚至可能将美方也卷入内部斗争之中。”

她看到魏德迈眼中露出思索的神色，知道自己的分析切中了他的顾虑。随即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方案：

“将军，我认为我们不必完全依赖外部机构，CBI自身其实已经具备了建立有效监督体系的基础，关键在于决心和方法。”

“首先，”她说，“我们已经在各级部队派驻了美军联络小组，很多已经深入到团一级。这些联络官身处一线，最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。我们可以明确扩大他们的职责范围，将监督美援物资在接收、保管、分发和使用情况纳入他们的常规任务，让他们直接向我们这个委员会（或司令部指定部门）汇报。”

“其次，也是最关键的，是改革现有的分配机制。”林安的语气变得更加坚定，“目前美援物资运抵昆明后，需经由军政部、战区、集团军、军、师……层层下发，环节过多，过手的人太多。俗话说‘不要考验人性’，尤其是在后方物资如此紧俏的情况下，每多一个环节，就多一重风险。我们必须砍掉这些不必要的中间层级！”

她加重了语气：“将军，这些物资大部分是我们空运运进来的，后续在战区内的运输，也大量依赖我们提供的车辆和燃料。我们完全有能力，也有理由，将‘供应链’的主导权掌握在CBI手中。建立由我们监督的、更直接的分配中心，物资从中心直接点对点发放到最终使用单位（比如师一级甚至团一级），由我们的联络官当场核对签收。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间环节的损耗和贪腐机会。”

魏德迈一直安静地听着，此时眼中已露出极其专注的神色，显然被这个“端到端”控制的思路所吸引。

“第三，”她提出了一个试点建议，“考虑到这项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，我们可以先在驻印军内部进行试点。X部队相对封闭，美方介入程度最深，推行新制度的条件最好。我们可以先在印度建立一套从接收到分配使用的、由美方主导、联络官监督的闭环管理模式，取得经验后，再逐步推广到国内。”

她看着魏德迈，最后硬着头皮补充了一句，试图挽回一点驻印军的形象：

“将军，我依然相信，新22师的走私事件虽然恶劣，但可能只是个别偶然现象，需要严惩。总的来说，驻印军的指挥层级和整体风气，应该还是相对更好的。”

魏德迈听完了林安的整套分析和建议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

林安的分析确实点明了依赖戴笠的巨大风险，而她提出的方案——利用现有联络官、改革分配机制（美方主导）、先在驻印军试点——听起来大胆、激进，但逻辑严密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，最关键的是，将监督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了美方自己手中。

但更让他在意的，是林安在阐述方案时，数次极其自然地使用了“我们”这个词——“我们已经有基础…”、“我们可以发挥联络官的作用…”、“将‘供应链’掌握在我们手中…”、“我们在驻印军试点…”。

‘我们’…… 魏德迈在心底重复了一遍这个词。她没有说“你们美方应该如何”，也没有用更中立的“盟军司令部应该如何”，而是非常自然地将自己代入了“我们”这个立场——一个以CBI（中缅印战区）美军司令部为核心的、致力于解决当前战略困境的行动主体。

这是否意味着，尽管她刚刚在重庆接受了那位第一夫人的洗礼和“提携”，但在实际的工作和战略考量中，她的核心认同和立场，依然是与他这个战区参谋长、与整个盟军（或者说，是盟军中的美方主导力量）紧密绑定的？

也许，蒋夫人那边的“拉拢”并未完全奏效？或者，这个年轻的中校比他想象的更懂得如何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，保持自己职业军人的定位和对任务本身的忠诚？

不管怎样，她此刻所展现出的这种“我们”的立场，以及她提出的这个将控制权牢牢掌握在“我们”手中的方案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优秀的建议，更是一个在政治立场上与他高度一致的表态，极大地增强了魏德迈对她的信任。

“直接绕开军政部……由CBI主导分配……”魏德迈低声重复着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，“这在政治上，会引起巨大的反弹，林。”

“是的，将军，”林安坦然承认，“但相比于援助物资被大量浪费、贪污，甚至资敌（走私），从而导致前线溃败、美国会对华援助信心彻底丧失的风险，我认为，承担一些政治上的压力，是值得的，也是必要的。”

“林中校，你的分析和方案……非常大胆，极具风险，但也……确实很有说服力。” 他停顿了一下，措辞谨慎，“关于由美方直接控制所有在华物资分配的提议，牵涉面太广，政治影响太大，我需要时间仔细评估其全面的可行性和潜在后果。”

“但是，” 他的语气变得肯定而清晰，“利用我们自己的联络官加强一线物资使用的监督与报告，以及优先在驻印军内部试点更严格的端到端管理模式——这两个大方向，我完全赞同，而且我认为必须立刻着手进行。”

他看向林安，下达了具体的指令：“这样，你立即去找麦克鲁少将，把你的完整想法——包括利用联络官监督、改革分配流程、以及所需的授权和协调机制——和他进行详细研究，尽快形成一份正式的、具备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报告。”

他加重了语气，“这份报告完成后直接交给我，我会优先审阅。”

他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双手背在身后，看着外面训练场上模糊的身影，没有回头，但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：

“我准备将这份关于‘强化美援监管’的改革计划，纳入我即将提交给国会的下一份战区情况报告中。这既是回应他们的严重关切，也是表明我们CBI（中缅印战区）司令部正视并解决问题的决心。这份报告……需要尽快拿出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