滇西视察不欢而散，返回昆明的途中，魏德迈将军的心情显然恶劣到了极点。

反攻计划本就困难重重——英国人的不合作，蒋委员长对使用驻印军的犹豫与抵触，现在又加上了亲眼所见的Y部队那令人绝望的兵员素质、混乱的管理、以及将领间几乎公开化的内讧与潜在的腐败……所有压力如同沉重的大山，齐齐压在这位身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、中国战区参谋长数职的中将肩上。

唯一的安慰，或许就是远在印度的驻印军（X部队）了。他想。那里的训练在美国教官团的严格监督下正有条不紊地进行，无论是杜聿明、廖耀湘、孙立人那些将领的军事素养，还是他偶尔看到的、由兰姆伽基地传来的士兵训练报告和照片，都显示出与刚刚看到的滇西部队天壤之别的潜力。

不知不觉中，他几乎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支由美国一手打造的精锐之师上。

这也让他再一次认同了林安当初对第五军的推荐——一支部队的基础素质和军官的视野，确实至关重要。

想到林安，他又记起她在视察中意外受了伤。虽然她说只是皮肉伤，但毕竟是自己的部下，还是在那种难堪的场面下受的牵连。于情于理，都该去探望一下。

在翻译处，魏德迈见到了手臂上还缠着纱布的林安。她似乎正在处理信件，见到他来，立刻起身敬礼。

“手臂怎么样了？”魏德迈直接问道。

“报告将军，已经好多了，不影响工作。”林安回答。

“那天下午……让你受委屈了。”魏德迈语气里带着一丝歉意，“那种场面，不该发生。”

“将军言重，只是意外。”

魏德迈点了点头，话锋一转：“你上次去重庆的事情，结果如何？尤其是关于军衔和特别班。”他记得林安回来后还没来得及详细汇报就投入了视察准备。

林安便趁此机会，将重庆之行的主要成果——军衔问题获最高层首肯、特别班设立方案通过、以及空军方面对翻译的急需等——做了简要汇报。汇报的最后，她略作停顿，还是用谨慎而客观的语气，提及了宋美龄建议她受洗、以及未来可能安排她去负责YMCA青年工作的事。

魏德迈本人也是基督徒，但他对这种带有明显政治意味的“引荐”方式不以为然。在他看来，信仰是个人的事情，而工作安排更应遵循正式程序。

如果宋美龄或国民政府通过正式渠道向他商调林安，他会按规定和实际需求考虑，但这种私下安排……他心里并不赞同。

不过他没有表露出来，只是点了点头，算是知道了。

对于林安表达的“目前工作重心必须在CBI司令部”的立场，他给予了明确的肯定：“林中校，你的职责首先是对CBI负责，尤其在反攻准备的关键时期。这一点无需多言。” 他没有对YMCA的事给出任何承诺或反对，只是让林安明白，短期内，他不会放人。

魏德迈刚走，林安就接到了林蔚次长的电话，让她过去一趟。

林蔚仔细询问了校阅的经过，这件事情已经长了飞毛腿一样，传遍了昆明和重庆。离谱者说关麟征怒鞭黄维数十下的都有。

“没想到受伤的是你！”林蔚说，“唉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她只能苦笑：“多谢伯父关心，一点皮肉伤，不妨事。”

不知是不是因为挨了一鞭子的功劳。谈话间，他俨然是把林安当作自己人了。

“这个关麟征！”林蔚放下茶杯，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鄙夷和愤懑（林蔚与陈诚关系亲善，自然对关不满），“他这次借着整顿军纪的名头，一心要把黄维搞下去，安的什么心，谁不知道？无非是看中了五十四军，想让自己那个陕西同乡张耀明（时任52军军长）来接任，最终把整个五十四军都吞并到他的第九集团军里去罢了！”

他越说越气：“他关麟征自己屁股底下就干净吗？五十二军难道就没有一点空额？他就是看黄维是辞公（陈诚字）的人，好欺负！”

“之前有一次开会的时候，他还公然说辞公搞小团体，有门户之见！还说什么在辞公这个‘小委员长’手下做事，他这种‘外人’不受待见，怕是将来‘晚景凄凉’！你说说，这是什么话？！把辞公气得……唉，辞公本来身体就不好，那天开完会回家，在家里气得吐了血！”

听到陈诚气到吐血，林安着实吃了一惊，不知这二人的矛盾竟已经激化到这种程度了。

但对于这些事，林安不便评价，只是说，黄军长到底确实是吃了空饷的，这一点谁也不能说不是。军法无情，只能这样了。

林蔚也叹气，说，只能这样了。

黄维的军长之位火速被撸，正如林蔚所言，由张耀明接任。

陈诚系一向以清廉标榜，这次被狠狠打脸——虽然林蔚言语中对黄维多有回护——但是从结果上看，黄维真正变成了一介闲人（也许正是因为标榜清廉才需要清理门户），无官无职，连个什么高参的名义都没有了。

听说他已经收拾行李，准备回老家了。

林安其实对黄维所说的话，有八分相信。一个真正贪污的人，不会那么理直气壮地反驳的。何况他又是出身土木系，就是装清廉，也装了有十年了，捞到了钱也没地方用，用了就要被同僚发现不对，那何苦呢？何况14师的士兵确实比友军看着强壮，伙食也好。

毫无疑问，黄维吃空饷有错。但比他更错的人，要多得多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驻在印度的新29师（原66军，现新1军）师长马维骥吃空饷案爆发，是军长孙立人自己掀出来的，该师师长入缅作战时期大发死人财，不仅空额吃一遍、死了之后报抚恤又能再吃一遍。总贪污金额少说也有三四万美元(折合21世纪50～60万美元)。

孙立人打报告要求将此人撤职，另派新师长来。

伴随着黄维事件的余波，马师长当然立刻被撤职，还关进了重庆的军法监狱。

如果说马维骥吃的是去年的缅甸战役的空饷，现在的驻印军还是好的的话，戴笠又查出新22师军需处处长走私案。这位处长立刻下狱，新六军军长廖耀湘要求从严、从重、从快处置。

但一时间，连驻印军的风评也无法幸免了。

整个国军，俨然是无人不贪、无处不贪了。

雪上加霜的是，几乎就在这些军队内部丑闻接连爆发的同时，河南自1942年秋冬开始的□□也进入了最酷烈的阶段，惨绝人寰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逐渐扩散，持续发酵。

尤其是白修德在《时代》周刊上那篇即将刊发的新报道，对灾区饿殍遍野、易子而食的惨景，与地方官员仍有余力用珍贵的白糖、面粉设宴款待他们的现实，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。这篇报道的内容提前在重庆和华盛顿部分圈子流传，据说已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质疑。

作为应对，查良铮紧急带人赶赴河南，考察真实情况——不是为了打擂台，而是看看能不能从别的侧面，来写这一场饥荒。毕竟，他们也是《时代》的供稿人。

林安的想法是复杂的。在她看来，这些贪污的数额，都小的可笑。与后世动辄几个亿，甚至1942年的美国的百万美元级别的贪污案来说，三四万美元根本不算什么。但1943年的中国，实在是命如草芥。10美元就能买到一个儿童，三万美元就是三千个人的命。这种极度贫困，让哪怕一美元的贪污都会造成骇人听闻的后果。

在后世，哪怕是贪几百万、几千万、几个亿，没有谁会因为此而死。但在一个极度贫困的国家刮地皮，刮走的就是人的生命。